【智库思享】对话专家:中美如何打破僵局推动双边关系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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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自上任六个月以来,在针对美国内政及外交政策议程的调整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中美两国紧张关系并无释放任何缓和信号。外界有很多声音认为拜登遏华措施与特朗普相比更为强硬。中美已就两国在全球宏观环境下的竞合平衡展开交流探讨,并达成一定共识。下一步中美两国该如何打破僵局,推动双边关系向好发展?

7月30日晚,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举办。在本次论坛中,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Adam S. Posen)、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以及CCG顾问、国务院参事、中国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主题展开对话。会议围绕系列全球性挑战如大国关系,全球治理、全球变暖、区域贸易、核污染等话题展开。

亚当·珀森:美中当前冲突和摩擦与经济是无关的,但这种摩擦发生在经济领域。显然,中美多年来一直存在摩擦,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在政府补贴问题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本来不太可能从经济的角度危及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中美)关系。因此问题是,我们能从中做什么?

首先,美国和中国都引领着世界从新冠疫情危机中复苏。美国和中国的增长领先全球。因此,这不是一个一方剥夺另一方经济复苏机会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关注非经济问题。

第二点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合作的最大机会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奥巴马总统在任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G20这些机制直到今天都是我们合作的最佳渠道。

我们不应该害怕专家之间的坦诚对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阴谋论和虚假信息。而我们智库应该团结在一起,强调客观分析和诚实坦率地谈话。

芮效俭: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相信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力量不会威胁到美国的重要利益,他们的分歧可以通过外交和协商来处理。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而问题是为什么?理解发生了什么的一个起点是认识到美国和中国都处于影响其各自世界地位的根本性转变之中。美国正在努力适应它不再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形势。这并不是因为实力下降,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已经上升到大国地位,当然,中国是这方面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例子。一个新的多极世界正在出现。

实际上,美国对华的强硬态度与其东亚盟友的利益并不相符,他们不希望看到该地区被分裂成中美两大阵营。换言之,如果美国试图与它的盟友合作,它将发现他们并不支持对中国强硬,我认为这将对美国的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作为第一步,双方降低对彼此言辞的激烈程度对中美双方而言都是有益的。政府不仅有责任制定理性的外交政策,而且还要通过话语让公众对这些政策支持。当如今的中美双方却并没有这样做,公开的会谈破坏了我们应追求的理性的政策。

王辉耀:我认为真正令人关切的事情之一,是美国要对中国病毒来自实验室的溯源。在美国大选期间,这实际上已经被多次批判的阴谋轮了。人已经承认这是一个阴谋,世界卫生组织也已经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中国武汉考察。他们提出了一个结论,病毒从实验室泄露是极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不应强调让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来方面作出结论,因为这可能将目前试图通过对话和沟通解决问题的努力付诸东流。

朱光耀:我必须指出,拜登政府应该立即纠正诸如关税等一些关键问题,因为那是美国利益的重要部分。然而,直到现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任何变化。疲软经济外的关键问题,我认为在于政治方面。拜登政府持续地指责新疆存在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并且使中美关系变得危险。我认为这不是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因为我们从不认为我们对做错了什么,特别是我们应对国际的行为会被称为种族灭绝。所以,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官方和私下的对话和交流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让外国人访问新疆,我知道外国人在这方面去新疆实际上非常自由。我们应该以真正专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障碍必须被克服,我们必须找到真正的事实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是中国原则与底线的关键所在。

王辉耀:中国在过去没有太多处理的经验,所以,应对的方式在不断改进。然而,中国没有任何的种族灭绝。如今的新疆是非常开放的,所有的外国人都可以去那里参观。最近,我们与一些外国使馆官员交谈,大使们没有去新疆,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确实去了。他们回来后,撰写了自己的报告。我认为很明显,没有发生类似种族灭绝的事情。现在外国人访问新疆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也没有什么限制。只要买了机票,你就可以去看你想在新疆看到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新疆的污名化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这样我们才能减少紧张,并寻求更多的合作。

约翰·桑顿:一般来说,我对关于拐点、脱钩或冷战类比的概括性话语持怀疑态度。对我来说,这类声明大多是情绪化的、挑衅性的、无益的和错误的。我认为我们最好着眼于长期,观察动态趋势的轨迹和创造长期的力量。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此前是认识的。当拜登总统和习担任各自国家的副总统、副主席时,他们彼此花了大量的、持续的、非正式的时间在一起,可能比任何两位美国和中国的总统和主席花在彼此身上的真正私人时间更多。这是来自天意的礼物。我们不能丢弃这一优势,而是必须最充分地利用它。这两位元首正在遵循唯一在美中关系中起作用的操作方式,即周恩来-基辛格模式,或者刘鹤-莱特希泽模式。我们知道唯一有效的模式是美国和中国总统和主席各自任命一个非常资深、严肃、经验丰富、高度信任的人。两位元首一起指示这两个人进入一个闭门的空间,真正地一起工作,建立信任关系,并在解决问题之前不要离开。

王辉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也许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以及所有这些国家可以一起为基础设施合作改变世界而努力,比如对中国来说,这确实已经改变了。此外,中国还创立了亚投行,美国也被邀请。然而不知何故,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现有104个国家成员,包括所有欧洲发达国家,只是不包括日本和美国。我希望我们能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升级为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让美国和中国一起工作。

亚当·珀森:CPTPP最重要的一点,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退出后的发展过程中,是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标准开放协议。我们总结的基本信息是,如果区域协议真正地开放,如果它们真正地鼓励成员国的改革和高标准,如果没有因政治因素产生的偏见,它们便可以发挥作用。因此,我想提出不同寻常的一点:如果CPTPP在没有中国或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成功和发展,这将是一件好事。我还认为,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或美国主导的独立、强大的CPTPP更可取。我认为,包括中国和美国应该向CPTPP成员国释放专注于国内问题而不愿过多受外界干扰的信息。而这一信息已经在疫苗接种和援助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个时候,我更愿意看到中国和美国专注于援助。

亚当·珀森:贸易谈判、大规模贸易谈判的挫折感是现实的,世贸组织机构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但我非常钦佩新任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奥拉。我认为她的态度是正确的,那就是不要试图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不要受限于程序,要努力产生效果,向世界展示世贸组织可以给人们提供有意义的东西。因此,她对于贸易问题、大流行病、渔业、WTO上诉机制改革的处理都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式。你只能从一个巨大的清单上选几件事先做。

芮效俭:如果中国或美国将达成统治地位作为目标,你就不可能达成新平衡,因为这会对另一方难以接受。因此,如果我们要与中国进行对话,我们必须开始面对我们如何取得军事平衡的问题,思考我们如何能形成一种满足每个国家的防御需求的均衡,对美国来说这包括我们盟友的防御需求,都能被满足,但又不至于强大到有能力对另一方进行侵略的状态。

王辉耀:我认为大多数国家不应该用意识形态或旧的心态来衡量21世纪的现实,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新的叙事。我们不应该在对方身上寻求主导地位。中国也多次说过,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未殖民过任何地方,也没有向任何地方派过兵,不谋求霸权,中国实际上正在做的是,只是从防御性的目的扩大其军队。我的意思是,中国真的只是在追赶和防守。美国的军事预算相当于后面十个国家的总和,而中国建造的高铁的总长度相当于后面十个国家的总和,这很说明问题。

朱光耀:从战略和实际情况来看,当中国谈论其核心利益时,基本归于三点:1.主权;2.领土完整;3.发展权利。我们希望中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统一的国家,德国一个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国家。我想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可以通过非常坦诚的沟通来加深相互理解。

约翰·桑顿:我认为中美人民间的紧密联系是十分必要的。我希望那些对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长远未来有既得利益的年轻人能够成为中美间关系积极推动者。我们都知道,年轻人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深刻而广泛的,它们包含国家间、高校间、非政府组织间、个体间等多个层次。还未建立起来社会上的相互信任,需要也十分有必要被建立起来。这可能是防止领导层采取不良政策的唯一最好的保险措施。我认为在某些方面,人民大众的智慧或常识可以作为一种对抗精英群体的某些不明智决策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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